中国在经历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后，经济持续增长和体制不断变革带来了经济运行非均衡态的变化，经济运行已由“短缺时期”进入“后短缺时期”。
一
短缺被认为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中指出，“短缺，或是作为其他现象的原因，或是作为它们的后果，通过无数纽带与经济体制的其他环节，即与价格和工资，计划与市场，财政与货币政策，物质和精神刺激，联系在一起”。短缺这种运行状态的存在取决于既有的经济制度，即“短缺是一系列更深刻原因的结果……改革过程的一个目标是要消除短缺。查看短缺状况是检验进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如果在经济的一个或另一个重要方面短缺消失了，这就是一个相当可靠的信号，即改革在那里成功了。如果短缺依然存在，这就表明改革还没有深入经济肌体的内部”。对于传统体制下和改革前期基本由传统体制主导下的经济运行状态，可以定义为”短缺状态”，这一时期称为“短缺时期”。
中国的改革目标是从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在这样一个市场化过程中，迄今为止的体制变革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84年为第一阶段，主要特征是通过传统体制内部改良和在传统体制边界上培育市场化因素启动改革；1984－1992年为第二阶段，主要特征是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市场规模化扩张，形成了以价格双轨为代表的体制双轨运行时期；1992年以后为第三阶段，主要特征为市场化体制取代传统体制，在经济运行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入完善时期。随着体制变革的阶段性递进，经济运行的状态也随之发生变化，短缺现象逐渐消失，并为新的状态所代替。
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变革，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经济运行状态的正常过渡体现为从资源约束到需求约束，从短缺到过剩的变化。在中国，这种经济运行状态的更迭是由政府主持下的体制改革来推动的，目前正处于中途，变革过程中的路径选择、推进步骤以及运行机制从无到有、从低效率到更有效率的运转，会导致经济运行出现一种过渡状态，或称中间状态，其特征为面对供给总量的日渐充足，需求能力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有消费能力无消费需求和有消费需求无消费能力的问题十分突出，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等形成的最终消费能力差异十分明显，加之供给方面企业的产品结构、行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自我调节能力滞后，低收入水平的供给相对过剩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我将这种状态定义为“后短缺状态”，这一时期称为“后短缺时期”。解决结构性矛盾对经济运行的约束，成为继续深化改革、持续增长的目标。
二
中国经济运行状态从“短缺时期”到“后短缺时期”的变迁大致可以1997年作为分界线，1998年以后理论界对经济生活中相对过剩的现象及影响力有了较为普遍的认同。而事实上，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运行状态变迁所引发的问题就已经显露出来。
1996年上半年全国609种主要商品供求监测显示供求平衡的商品占89.4％、供过于求的商品占5.3％、供不应求的商品只占3％，决策层对尚存于局部的矛盾可能引发的经济疲弱与停滞已经警觉，并加大了传统调控手段实施的力度与频率。1996年5月至1998年12月的31个月内，中央银行连续6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由9.1％一路降至3.78％，其降息密度和幅度为建国以来所未有。遗憾的是实际效果十分不理想，1998年7月商业信息中心宣布所监测的601种主要商品全部处于供过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同年6月16日财政部长项怀诚在《人民日报》发表《财政宏观调控与启动经济增长》的文章，标志着政府面对经济运行状态变迁而在政策取向上作出的调整与变化的开始。7月15日，国务院第十二次总理办公会议决定，财政支出1000亿元搞建设，再配1000亿元银行贷款，力争在年内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12月7日至9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将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明确下来，同时提出：“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明年仍须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辅之以适当的货币政策，对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肯定了以政府政策取向调整推进“后短缺时期”经济增长的方针。1999年8月，在增发25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300亿元国债用于农林水投资的基础上，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又发行了600亿元国债用于增加固定资产投入。1999年8月以后一些宏观经济指标显示出向积极方面的变化。
从市场化进程来观察和衡量经济运行状态的变迁是实证的另外一个视角。1978年中国农产品出售总额的94.4％、工业销售总额的97.5％、服务产品的100％均为国家制定的计划价格，生产资料的市场化程度、企业和政府行为方式适应市场化的程度则基本为零。在改革启动后仍然延续的“短缺时期”内，中国经济运行经历了从传统计划体制边界上培育和引入市场化因素，通过“计划价”、“指导价”、“市场价”等多类型定价方式修补流通环节，形成市场化的再生产过程，以及逐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尝试建立统一的市场运行机制等多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体制变革所引致的短缺常态也在逐渐消失。据测算，中国国民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达到约50％的时间标志是1997年，与前一个视角的考察吻合。两位学者对该年相关指标测度的结果表明：农产品总体市场化程度为77.2％，工业品市场化程度为68.3％，服务产品的市场化程度为41.1％，全国产品的总体市场化程度为61.71％。在生产要素方面，资本的市场化程度为17.2％，土地市场化程度为22.5％，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为70％，全国生产要素总体的市场化程度为36.5％。此外，企业的市场化、政府对市场的适应程度、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三项指示分别为51％、36.6％、21.3％。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产品的市场化程度高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这意味着在“后短缺时期”市场化运行机制的全面建立、统一、规范过程中，由于市场效率作用程度的差异，最终消费品将首先出现“买方市场”的特征，而要素交易、供给调节方面将出现市场反馈不全和低效率的局面。
第三个视角是原有的体制推动和调控措施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力越来越弱，标志着经济运行已进入一种新的状态，需要寻求新一轮制度创新来加以推动。1997年国内制造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通货紧缩的迹象也日渐显现，面对这种情况，在1998年初的中央出台的政策中，明确了刺激国内需求、扩大投资规模的政策基调，同时出台了连续的降息措施。按照传统的思维和设想，只要中央政府放松固定资产投资控制，地方政府“大干快上”的热情立即会被鼓动起来，争上项目的投资饥渴症会使决策者的注意力重新回到避免重复建设和防止潜在的新一轮通胀上。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完全不同：各地政府并没有争跑项目，投资者信心不足，整个银行体系惜贷行为严重。1998年前4个月，国内各种机构新增贷款1138亿元，比上年同期少增722亿元，货币供应量增长低于国家年度调控目标；7月1日第五次降息，居民存款仍然大幅度上升，7月居民存款比上月增长17.2％，尽管几次降息减少企业利息负担约2400亿元，但企业投资动力并不大。国有投资仅完成全年计划的27.8％，低于正常年份30％的水平，集体、个体所有制投资出现负增长，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仅达到9％左右，低于1997年同期4.8个百分点，主要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仍在继续下降，国有企业全面亏损，整个国民经济已明显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之中。上述情况表明，在经历了20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机制和市场反应的作用逐渐居于支配地位，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预示着经济运行已进入新的约束状态，作为改革主导者和推进者的政府在宏观政策取向上必须适时作出调整。
三
现在，可以给“后短缺时期”作一个描述性定义：它是特指在我国渐进改革过程中，市场化总体程度已得到实质性提升，而市场化程度结构性不均衡问题突出的背景下，经济运行必然要经历的一个供给总量基本平衡甚至供给长期过剩，而供求结构性失衡矛盾尖锐的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经济运行既有别于传统体制下和体制变革前期的全面短缺状态，又有别于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约束状态，因此，我在这里将其定义为“后短缺状态”。
后短缺时期的初始阶段（5－10年）的主要特征可进一步作如下描述：
1、从总体水平看，我国仍属于较低收入国家，人均消费水平或人均资源消费水平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因此，“后短缺时期”的市场过剩是在低收入水平下的结构性相对过剩。
2、这一时期的有效需求不足包括占人口很大比重的广大农民消费需求不足，改革过程中不断累积下来的相当比例的低收入阶层和绝对贫困人口消费需求不足。收入的两极分化，针对现有供给水平而言，形成了有消费能力无消费需求和有消费需求无消费能力两个阶层。目前我国农村还有5000－600万绝对贫困人口，城镇还有1300－1400万的贫困职工和贫困人口。
3、渐进改革所形成的市场化程度不均衡格局和市场效率不均衡状态，使这一时期体制性障碍、运行不畅和低效率所导致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比如企业改革的滞后导致企业应变市场、创造消费的内在机制滞后，形成市场供求矛盾和企业自身经营的困境；再如政府对市场的适应程度较低，这就意味着政府对企业进行非市场行为干预的能力仍然很强，政府对自身角色的把握和调控难度在加大。
4、这一时期的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由于转型期各种风险不断增强，民众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在加剧，广大居民会对消费需求作出不同程度的压抑。市场开放度提高使国内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更为直接，企业改革、结构调整使大量下岗工人的境况对在岗人员形成“约束”，我国又逐渐进入退休高峰期，在缺乏有效的社会安全网的情况下，各项改革措施增加了人们的预期支出，也使人们的收入预期下降，在减少即期消费的同时恶化了人们的消费预期。
5、过去重复建设、无效供给的状况仍然存在，无效增长、低增长加剧了生产能力的过剩、供需结构间的失衡以及各类库存的大量增加。一方面大量生产能力过剩，形成低水平的结构矛盾，一方面市场需求旺盛的一些高技术、高加工度的产品，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多依靠进口。这种供需结构性矛盾仍将限制我国产业市场规模的扩大，制约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也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后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