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经济走势出现转机如何发展大好形势
情况：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文章说，今年上半年，
我国经济走势出现了市场由冷转暖、经济增长速度止跌回升的良性变化，经济学
界对此没有大的分歧。不同的意见集中在对好转原因和好转程度的分析上。大多
数经济学家，不论是认为经济走势出现了“拐点”，还是认为只出现了“转机”，
却没有出现“转折”，甚至认为“
只是随机波动，看不到实质性改善”的经济学
家，对出现了程度不等的改善的原因有大致相同的认识，这就是：经济形势出现好转的基本原因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效应显现；此外，东亚经济复苏导致出口增加，“长假日”刺激了消费，也有一些帮助。
我觉得这种看法可能看漏了 1998
年以来反衰退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即发挥“供给方面”(企业方面)活力的政策。换句话说，为扭转经济下滑的走势，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并取得成效的，不是单纯扩大需求的“
单手政策”，而是一手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另一手抓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发展的“两手政策”。今年上半年经济状况好转，正是这两方面的政策综合起作用的结果。
早在东亚经济危机发生和我国市场出现不振时，就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宏观经济当局不仅应当采取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式的扩大需求的政策，还应当采取80年代的供应学派式发挥企业活力的政策。在实际的经济工作中，政府也在这两个方面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
一方面，从 1998
年中期开始每年发行上千亿国债进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扼制住了投资下滑的势头，并逐渐扭转了人们对未来的不良预期。
另一方面， 1997
年中共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多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至少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消除政治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与此同时，各级和各地的政府机构程度不等地采取措施来解除对民间企业的束缚和刺激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属于这一范畴的措施包括：清理和取消对私营经济的歧视性规定，改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设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基金，大规模补充银行资本金和处理它们的不良资产，
给予工业企业(包括民营工业企业)出口自营权，放松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管制，取消投资调节税，
加快放开搞活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进程，以及加快石化、电讯等重点行业的改组和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等等。
从表面上看，这些发挥企业活力的措施的效应似乎不像用财政手段增加需求那样立竿见影、效果立现，但它们为经济的平稳回升和投资的逐步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沿海许多民间经济活跃的地区，特别是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已超过两位数，社会投资迅速回升，就业情况良好，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向好发展的龙头。它们的良好成绩，正是这种政策起作用的结果。事实上，根据我的观察，由于统计制度的缺陷和“瞒富”的心理，这类地区的生产、投资和出口增长的强劲程度很可能是被低估了的。例如浙江省今年上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10.5％，工业增加值增长 12％；而同期社会用电量增长 20.7％，其中工业用电量增幅达
22.8％。广东省的情况与浙江省类似。两省的一些地级市上半年电力消耗增长甚至超过
4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历次衰退中带头启动经济、而在近几年中表现不佳的苏南乡镇企业经过去年的企业重组以后，今年生产劲升，投资活跃，重新表现出活力。
为了清楚地认识这种“两手政策”的优点，不妨以我国的做法与
80－90 年代日本的做法作一对比。 1986
年广场饭店协议迫使日元升值以后，日本经济遭遇出口下滑的困难，这时日本宏观当局没有采取措施改变“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下种种损害企业竞争力的做法，而是把重点放在运用政府政策扩大内需上。结果虽然在短时间内克服了需求不足的困难，却由于过量供应的货币涌入资产市场而吹起资产价格膨胀的大气泡，埋下了
1990
年大崩盘的祸根。而在泡沫破灭和发生严重衰退以后，虽然日本政府一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低利率乃至零利率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
可是由于始终在改革政府过度管制的经济体制、发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活力等方面犹豫观望，没有培育起经济繁荣的微观基础，只要政府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有所减弱，经济增长加速的势头就立即发生逆转。我们的情况与日本完全不同。如果不能看到我们的做法的这种特点，就会对已经取得的成绩估计不足，而且容易把握不准今后政策的走向。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两条：第一，我国经济发展的确出现了重大转机；第二，只要坚持正确的政策，我国经济还会继续向好，平稳地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时期。
那么，以上分析的政策含义是什么呢？
经济学的分析告诉我们，需求方面的政策是一种长于起“启动”作用的短期政策，供给方面的政策则是一种能为效率提高和持续增长打好基础的长期政策。把这“两手政策”恰当地搭配起来并加以运用是一种艺术。用财政投资扩大内需的好处是能够比较快地产生启动作用，但是，由于财政投资具有相应减少民间投资的“
挤出效应”，而且由于财政赤字终究要用增加税收来偿还，它会削弱企业的投资意愿，此外在一般的竞争性领域内财政投资的效果堪虞，因此长期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带来某些负面的影响。供应方面的政策的缺点是见效比较慢，但是由于它提高了企业的活力，乃是实现持续稳定增长、长期经济繁荣的根本道路。这可以从80年代里根担任美国总统以后推行“供应学派政策”对90年代美国企业竞争力的恢复和经济长期繁荣所起的作用看得清楚。为了寻求好的政策效果，我们应当把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并在经济形势发生转变的时刻洞察先机，对“两手”的力度配比作出调整。“
两手”搭配力度变换的一般原则似乎可以表达为：在停滞和衰退的早期阶段，当经济下行的势头方兴未艾之时，在上述“两手”中应以“第一手政策”为主，以便及时刹住经济下滑和社会不良预期形成的势头，同时着手实施“
第二手政策”，培育支持经济长期繁荣的深层基础。而在经济下滑趋势已经被制止的情况下，则必须总结执行“第二手政策”的经验，进一步加强实施力度。
我以为，目前我们正处在这样政策转换点上。如果处理得好，进一步把“供给方面”的活力和社会投资的积极性激发出来，不但能使好转的势头持续下去，还能为迎接进入WTO后激烈竞争的挑战和为国民经济长时期的持续稳定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除企业方面应当进行主动的努力外，政府应当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似可包括：
第一，继续贯彻十五大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方针，全面清理制度法规，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取消对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的歧视性限制，降低它们获得外贸经营权的“
进入门坎”。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应当协同社会力量，大力改善对企业的公共服务
第二，在总结重点产业改组和重点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国家产权行使方式、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老大难”问题，建立发挥大型企业竞争活力的制度基础。
第三，在近期将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这方面的工作国务院已经作了部署，现在应力争如期实现。基金制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将对国有经济重组和资本市场形成等发挥多方面的效应。
第四，进一步减少政府对价格、投资等企业经济活动行政管制和微观干预，逐步建立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政府监管框架。
第五，加快国有银行改革、建立多元化的银行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进程，在规范的基础上发挥证券市场，改善目前企业啧有烦言的融资环境，支持民间创业和社会投资的积极性。
第六，利用财政比较宽松的时机，实现 1994
年财税改革尚未完成任务，例如，改变按照“隶属关系”征交企业所得税的办法，实现增值税从生产型到消费型的转型和向流通领域的扩展，以便消除跨地区投资的障碍和建立中外企业和不同行业间平等竞争的环境。
最后、政府最为重要的责任，是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确立法治。
述评：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因此市场经济乃是
法治的经济。我们在转轨时期面对的是两个过渡：一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二是从原始市场经济到所谓“好的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的过渡。我国的一些先进地区已经基本实现第一个过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现
在要力争做到的是早日实现第二个过渡，避免滑入“坏的市场经济”法治不行、公权不彰、腐败蔓延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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