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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化企业如何“齐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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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华人企业管理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华商研究中心举办的２００２年学术研讨会，是继去年“华人企业管理：问题与对策”成功举办之后的又一次大型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以“家族化管理机制及其功效”为主题，从中国家族企业的融资、管理模式、继任问题、企业家角色人格、企业的跨国经营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探讨，并展示了当今华人家族化管理的理论和实战成果。
茅理翔（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总经理）：什么是影响家族企业继任的因素
当今世界８０％—９０％的企业可以划为家族企业，但是７０％的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只能存续一代，３０％的家族企业可以延续到第二代，１５％的家族企业可能延续到第三代。是什么原因导致家族企业如此短命？茅理翔以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为例，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企业在创业初期，必须要用家族制。其次，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须淡化家族制。第三，在中国目前阶段，要完全取消家族制还不可能，因为中国真正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还没有形成。在实践中，茅理翔与他的儿子约定不再起用家族成员进入公司管理层，并将其惟一的女儿排列在方太公司的管理层之外，只让女儿持股，不让她参与经营，但是确保将公司高层决策权完全控制在家族核心人员手中。
他把影响方太公司总经理继任的因素归结为继任者的来源和选择标准；继任者对继任的准备程度；继任的人际环境和条件；继任的时机和继任的步骤和过程。
茅理翔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考察了家族企业继任计划对于继任成功的影响：
首先是选择继任者的标准。选择家族内部成员继任，标准倾向于以“才”为主。选择家族外部成员继任，标准会倾向于以“德”为主。其次是继任的时机和原因。应将继任看作公司发展的战略措施和机会，尤其是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当面临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时，应更重视继任对于公司发展的战略意义。再次是继任的步骤和过程。对于在任者，他的角色转换过程是：“单一的经营者”→“最高权力控制者”→“委托者”→“顾问”。对于继任者，他的角色转换过程是：“无角色”→“辅助者”→“管理者”→“主要决策者”。在企业继任过程中，创业者如何适当地退出、及时调整失落的心态，既关系到创业者本人身心健康，也是关系到企业继任最后成败的关键问题。
方太继任实例对于我国的家族企业继任问题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茅理翔认为，继任的人际关系状况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也是继任环境好坏的直接标志。
康荣平柯银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世界华商研究中心）：华人跨国公司成长的家族因素
康荣平、柯银斌以１９９２年开始不断扩大的华人跨国企业样本资料为基础，探讨了华人跨国公司成长过程中家族因素的作用。
第一，成长历程与家族因素的作用。主要从总体和个体两个角度分析。总体角度的华人跨国公司成长历程是指把华人跨国公司总体作为分析单位，运用历史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并探讨萌芽、形成与发展期的不同总体特点。萌芽期的华人跨国公司几乎全是家族类跨国公司。家族中的大多数成员不仅是公司的股东，而且还是公司的经营管理者。非家族成员担任公司高级管理职务的较少，拥有公司股份的比例较低。形成期，家族因素的作用降低，政府因素和资本市场因素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资本因素作用上升的主要表现是华人企业通过股票上市向现代家族企业转变，并形成华人家族控制多家上市公司的局面。发展期，家族因素的作用发生本质变化，资本和技术因素的作用占据主导地位。家族因素的作用范围从全面缩小为局部，资本结构由原来的家族占有大多数股权转变为仅占有少数股权，但还占据第一股东地位，企业管理的层次由原来的多层次全面控制转变为仅仅控制核心层。一般主要掌握人事、财务等少数职能。
第二，成长策略与家族因素的作用。除了纵向的历程和阶段之外，康荣平和柯银斌从横向的地域、行业、组织与人才策略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了成长策略与家族因素的作用：首先是初期海外直接投资地域的“寻同”现象，华人跨国公司的“寻同”程度更高。华人跨国公司初次海外直接投资不仅与华人密切相关，而且与控制该企业的家族成员密切相关。华人跨国公司初次海外直接投资的执行人往往都是“掌门人”本人或与“掌门人”血缘关系最近的人士。他们还指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大多数是该企业在国内经营拥有优势的行业。
第三，结论和有待研究的问题。华人大企业至今仍以家族式为主导，多元化程度较高。华人跨国公司的行业特点也不同于美国企业，大多数属于劳动较密集的行业。华人家族企业的现代化是最值得我们研究的重大问题。
朱康对（温州市委党校）：温州民营企业的家族制特征
朱康对介绍说，在温州，不仅个人业主制企业完全属于家族企业，连所谓股份合作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也仍然大多保留着浓厚的家族色彩。经济学家厉以宁在２０００年时就把温州模式直接等同于家族经营制模式，认为它就是家族经营制模式。
温州民营企业选择家族企业制是在传统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作用下创业者理性选择的结果。应当在中国转型期乡村工业化的大背景下，从资金来源、人际脉络以及产业扩散几个方面来具体考察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温州农村是一个带有浓厚传统文化特色的社会。而转型期中，创业者很难通过外部其他途径获取社会资本，家族成员是企业启动资本的重要来源。温州人创造奇迹的很大原因是有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支撑着温州人的流动和移民行为。温州人通过人际关系链流动、迁移、聚集，这种社会网络是温州人在他乡或别国生存、发展和融入的重要法宝和社会资本，它降低了生产和经营成本，减少他们在异国他乡所面临的生存、生活和发展风险。温州人往往从亲戚那里学习经营经验，进行人力资本积累，这种由血缘亲缘关系构成的家族网络是产业扩散的重要渠道。
日本人经营的秘诀在于，把现代企业变成一个家族；而中国人经营的秘诀则是，将家族变成现代企业。朱康对认为，温州民营企业普遍采取家族制形式是在现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低信任度社会是难以造就非血亲的私营企业组织，加上家族企业又难以避免“一代创业，二代守业，三代衰亡”的“三代消亡律”，因此在低信任度社会中普遍的是以中小企业主导市场。这一分析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温州企业组织结构中中小企业占９０％以上的文化原因。由于血缘和亲缘关系的特殊凝聚力以及家庭家族成员为家族事业的自我牺牲精神，企业能够极大地降低内部监督成本，从组织形态上并不具现代化特征的中小企业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在温州民营企业尝试着消除家族制的消极影响时，单靠股权结构改变或聘用非家族成员的总经理问题也不能解决。事实上，即使聘用了非家族成员的总经理，企业实际经营决策权仍基本掌握在董事长手里，几乎谈不上两权分离。因此要真正实现企业经营权向家族外人员转移，一方面必须进行企业制度的创新，形成能对经理人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制衡机制，另一方面，需要有效的产权制度来保证业主的权益，使得业主家族能够放心地把经营权交给职业经理人员，从而使所有权和经营权能够真正分离。
民营企业要通过制度创新，成为一个现代企业，不仅本身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也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条件。一方面，需要培育要素市场的发展，尤其是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但是温州的民营企业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生长起来的以私有产权为特征的市场主体，企业的资本依赖于自我积累和民间的融资，这种明晰的个人产权有利于企业初创时期的发展，也制约了企业资本扩张和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温州民营企业的转型也需要企业内部制度的创新。
张书军（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家族化合伙企业如何突破治理瓶颈
张书军认为家族化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个人信任和权威，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化。对收益索取权和经营控制权的调整是针对市场秩序原则和非市场秩序原则的反应，是突破治理效率瓶颈的根本。
张书军说，“我这里讲的企业专指与家族化企业处于相交范畴的那类合伙创业企业，信任和管理权威是其最主要的两个特点。这种合伙创业企业的治理结构会面临一些问题。”
创业企业初期面临的最主要是资金积累和信任选择问题。个人信任是组织，特别是华人经济组织创业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创业者常常表现为企业家的联合，作为企业各要素的初始联结体，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规避风险。以个人信任、人情、关系、面子为重要非契约特征的血亲与非血亲关系是家族化合伙创业企业的最主要特征，又特别地体现在创业成员间的个人信任程度和权利义务关系等要素上。家族化合伙创业企业成员间普遍存在高于纯市场缔约企业成员间的个人信任关系。家族化是对市场调节能力不强等多种市场不完备因素的一种反应。信任与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任何经济体中都是重要的，对它们的强调不可过多，也不可过少，这一点是需要明确的。
合伙创业者在初期一般只有简单的分工，并无严格的控制权界定，共同模糊的不确定性却给予了相同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使双方在无须计较的环境下共同努力，促进创业目标的实现，这一点在未来市场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显得尤其突出。企业资本、管理和经营目标的家族化特性、高度的创业热情以及以个人为载体的社会网络、彼此自发协调的家族化文化天然地赋予了家族化企业丰富的关系资源，成为家族化企业创业优势的源泉。
在创业初期，由于企业家能力无法显现，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无法负有完全清晰的责任，导致控制权分配在契约上存在着天生的不完备性。这种由企业家群体主导的治理结构在企业创业初期是较有效率的。创业初期的联合型治理提高了动员资本、社会网络等资源的效率，减少了内部治理成本，是企业生存的重要基础。
张书军把导致创业初期治理模式在稳定成长期产生治理效率瓶颈的因素归纳为信任的灵活性、企业家能力的差异、企业家能力资本化过程、企业实际资产规模与投入股本比、控制权争夺等。家族化合伙创业企业治理效率瓶颈的突破，主要应解决的是企业家能力资本化、有效的控制权安排和信任的转变等问题，保证从家庭式组织向市场化的经济组织演变。另外，张书军还介绍了实现治理结构调整的几种方式：通过契约安排，以较高的成本实现控制权和索取权的内部让度，使家族因素中性化；通过增量方式，设立新的企业，分离出一个权威，对增量资产股权实施差异化安排；通过非契约安排，处于强势的企业家以破坏式的方式对企业进行管理，以算计的方式迫使控制权和索取权的让度。
储小平 王宣喻（汕头大学华商经济研究所）：家族企业如何与社会资本融合
储小平、王宣喻认为，华人家族企业并不是以孤立的原子状态存在并开展交易和竞争的。中国人“家”的概念具有伸缩性，使得华人家族企业融合社会资本的能力以及由此达到的成长空间是其他文明中的家族企业所难以比拟的。它比西方文明中的家族企业更能组织起大得多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从而在更大的经济规模上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中国的家族企业通过一系列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扩张或收缩的联系而表现出来，企业的界限经常是模糊的，因为它们不能完全通过财产权、所有权、控制权来定义。家族企业“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产物”。中国家族企业是一个多层面的复杂的企业组织，这种多层面的结构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与社会资本融合的非常复杂的过程。
储小平认为社会资本由相互有着内在联系的四个层面构成，即：社会金融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社会关系网络是介于市场、企业这两种资源配置机制之间的第三种配置资源的机制。社会关系网络在华人社会经济活动中往往起着替代正式制度的作用，而在配置资源功能上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华人最重视社会关系网络，也最善于编制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把家族关系以外的社会关系泛家族化的本领更是世所罕见。它表明，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必须不断地从融合亲情网络中的金融资本，向融合亲情网络以外的社会关系中所含嵌的金融资本的方向发展，直至突破人格化交易网络的局限性，通过非人格化的资本市场向公众融资。伴随企业家族资本股权的不断稀释和外部资本的融入，家族企业也在不断地与社会的人力资本，特别是管理资源在不断融合，即企业突破亲情局限而不断扩大融合社会金融资本的过程也就是企业吸纳和整合集成管理资源的过程。
此次研讨会上，各位专家从家族企业的定义分析中引出并探讨了家族企业成长路径。从而使我们了解了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的方向。 |
来源： 中国企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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