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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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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利用国外当地的资本市场手段
中国企业报：中国企业走出去，实施境外投资，是否就是一种直接的购汇投资，也就是外币资本投资？
陈炳才：我认为还不能这样理解。观察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以及国际投资手段，投资的渠道和方式很多。比如，设备、原材料、技术、生产线等实物资本，还有专利、知识产权、管理等各种无形资产，也可以投资。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人民币以及不涉及外汇的其他有价凭证也可以投资，真正的美元投资不应该很多。我国大型企业集团走出去，是否可以吸收这些经验？进行资产组合，也不一定真正拿钱去购买，那个比重应该很低，要善于利用国外当地的资本进行重新组合来投资。这也是一些外资在中国的做法，也是国际做法，这类投资规模很大，往往都是企业依靠当地的资金或市场制度去解决，比如在当地上市、发行预托凭证、在当地发行企业债券等，这需要企业自己的管理经验和市场开拓经验。
在中国投资的外资项目规模一般不超过７００—８００万美元，超过这个规模，差不多是著名跨国公司的行为，他们有本钱，我们现在有些不著名的企业，外汇投资几千万美元，这不是精明的投资行为。如果采取非外汇资本投资，资源不一样，潜力也很大。
境外投资的市场或重点不止在发达国家
中国企业报：中国的很多生产能力过剩，比如彩电年生产能力４０００万台，这是１３亿人口的市场，其中城市人口至少４亿，国内现在只有１０００多万台的需求，国外加起来的市场都给我们，２５００—３０００万台，至少需要２６亿人口的市场，更何况是竞争。我们可能卖不出去那么多，整个的制造业都面临这个问题。那么，中国海外市场或投资的重点在哪里？
陈炳才：我们现在自己觉得生产过剩，要走出去，但跨国公司纷纷看好中国，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中国是最大的市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并不是来开拓新的市场，而是进行市场重新分配和组合，以其生产能力和产品、技术替代中国的，这对我们确实是一个压力。这个时候，我们走出去的战略重点又面临在国内的技术、市场和质量等方面的竞争。如果企业与跨国公司在国内合作、竞争、创新技术，再返回到发达国家市场，我们的产品和企业仍然具有国际竞争力。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企业的真正竞争对手是跨国公司。走出去的战略，如果不考虑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竞争，不考虑不断升级技术、产品质量，不考虑全球战略，那么，我们很可能因为市场判断和竞争判断失误而失败。竞争就是高手过招（没有你选择薄弱地区的机会），也只有在发达国家才能真正打到跨国公司的后方和本土，才能真正获得高利润。现在有些企业已经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了，甚至给对方的企业构成压力，但整体上说还没有，主要是数量上的竞争压力。
有专家提出，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加入ＷＴＯ转向市场换市场，有条件实现一些优势产业的转移，推向国际市场。制造、轻工、家电、水电、水泥等行业有优势。现在，境外投资集中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我国香港等，但从产业转移看，比中国弱的国家是重点，那里有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经济与政治联系不多，可以结合起来，这是比较优势。远洋、建筑以及电信在非洲等非发达国家有很强烈的需求，他们不一定需要欧洲、美国的，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把中国的寻呼转移到南非很有市场。这个方面的市场和特长不能丢。也就是说，各类企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考虑市场，国家整体战略和产业指导也要考虑。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周边国家或需要开发市场的其他国家。如果是周边国家，我们要尽量使人民币成为区域内的可兑换货币，投资也就比较方便。
政府如何帮助企业到境外投资
中国企业报：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制造大国，走出去到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与跨国公司进行直面交锋，吸收、学习对方长处，继而发展壮大自己是必不可少的过程。单靠零散的一些企业力量争夺国外当地的市场，力量是很薄弱的。政府可以帮助企业做些什么？
陈炳才：第一，在境外建立投资工业园。为减少境外投资政治风险、道德风险、经验风险，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之间可以签订双边贸易、投资协议，以避免很多风险，甚至可以避免汇率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尤其是中小企业，单帮很难成功和避免风险。如果有国内好的中介服务机构、组织，在国外建立类似新加坡在苏州的工业园，有投资咨询、法律顾问等，集群化到境外投资，这就是若干法人投资，如果出现风险或问题，国家或双边之间可以谈判。
这方面，政府部门和政策也可以协调，１９９２年新加坡在我国苏州搞工业园就是政府行为，国家计委、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和外汇局可以协调，乃至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方面工作。
第二，提高审批效率，缩短时间，把重点转移到规模、结构、方向和企业竞争力上。企业普遍反映，一个大的项目，有计委、工程咨询公司、外经贸部、外汇局层层审批，多部门审批，几个回合，从立项到最后办下来，最快的时间也需要７个月，有些项目就可能被耽误时机了。
为提高效率，是否可以就经过一道审查？既然在项目规模上分工，比如报国家部委批的，就由部委指定机构进行可行性报告审查，而不应该层层审查。外汇审查上也有类似问题，规定的是３０日，但是，从支局到分局再到总局审查，时间就长了。
投资决策和项目审查乃至核准登记的时间都应该大大缩短，有些可以授权给企业，让企业报告和备案。小项目，比如５０美元以下的，登记就可以了。资金风险和项目风险市场自身会考虑，银行和担保机构也会考虑，不需要政府部门去考虑。政府部门关键是控制总量、结构和方向，完善监督和管理机制，提高企业素质和国际竞争水平。
第三，建立境外投资咨询机构，帮助企业和银行判断境外风险。境外投资有无风险，企业和银行自身不一定就能够完全判断准确。有些国家的政治风险大，有些是经济、金融风险大，有些是汇率、债务风险大。这些都需要大量资料和研究来做判断。如果对这些风险能够有一个评估和咨询机构，对企业境外投资是有帮助的。有些专家提出，我们可以利用国际保险联盟的风险评估信息，他们分７个等级国家风险。
当然，由于中国国有体制的特殊性，银行还需要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机制风险做出评估和判断。
第四，给企业境外投资一些权力、便利。比如，现在政策要求境外投资企业调回利润结汇，但企业利润对于发展和竞争都很重要，调回了，在面临市场机遇的时候可能会丧失，所以可以允许其保留。对企业开设外币账户，也应该允许，甚至应指导企业在哪些具有信誉的银行开设，而不是限制。另外，在购汇和在境外的资金筹集手段和方法上给予一些支持。国内金融服务体系应该从重点服务对外贸易转向兼顾对外投资的扩张与发展。
第五，防止境外投资的过度竞争。对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同一种产品（比如彩电、空调等），审批和核准部门要控制企业数量，最多两家就可以了，第三家不应该再批准，以防止重复投资，损害自己的利益。
目前阶段境外投资规模５０—６０亿美元比较合适
中国企业报：中国是否进入大规模境外投资乃至参与国际兼并竞争的阶段？
陈炳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判断涉及到外汇资源的供给和平衡问题，也涉及外汇体制的设计。
一种看法认为说不清楚，企业走出去早期确实没有优势，但现在有些品牌，或者有一些技术已经被承认。小打小闹，对国家整个经济形象不起决定性作用。日本、美国走出去的企业都是有实力和标志性的企业，但中国现在做不到。但考虑我国国际收支因素，每年１００亿美元的境外投资规模应该没有问题。有专家甚至认为，“十五”期间，每年境外投资１５０—２５０亿美元没有问题，包括非审批企业。
从企业来说，如果没有控制，可能存在大规模用汇境外投资的可能。相当一些公司试图在国际上进行并购或收购，或进行战略投资。如果让这些企业报计划，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投资规模。
也有人认为，从境外投资的项目规模小以及投资的效益来看，中国还没有进入大规模境外投资阶段，单个企业也许可以，但整体没有。中国仍然是国际投资小国，大规模境外投资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但是，中国过剩的市场和供给、生产能力，需要开拓国际市场，需要输出资本进行国际市场扩张，自己不出击、不占领国际市场，就没有位置。国际分工，自己要主动去拿市场。
从国内情况看，１９９４年以来，我国银行存款开始大于贷款，银行出现资金过剩。２００１年，银行存款大于贷款３２０００亿元，外汇存款大于贷款５００多亿美元。资金过剩和国内生产能力过剩以及市场饱和已经很突出，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扩大海外市场或增加海外投资。从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看，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每年资本和金融项目下流出资本的规模９００多亿美元，将来是否可能出现净流出，值得关注。如果企业真到了输出资本阶段，对资本管制如何放松就需要认真研究了。
但是，资本输出与直接投资概念差别很大。每年允许１００—１５０亿美元的境外投资可能并没有什么压力，但是，因此产生的债务和其他问题涉及的金额就大了。韩国大企业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的境外扩张欲很强，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突然债务缠身，像这种情况我们也应该防止。因此，即使可以投资到１００—１５０亿美元，但还是要谨慎，特别是对国有企业、大企业的境外投资，更要谨慎，往往出现严重问题的就是这些企业。因此，规模控制特别是大企业的控制很重要、不能少，更不能给予过多的授权。从这个意义来说，目前阶段，我们应该控制在５０—６０亿美元以内（指用汇）。 |
作者：缪
舢 来源：《中国企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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